南斯拉夫的镜子
黄金一代
1987年，南斯拉夫青年男篮在世青赛上以七战全胜的战绩夺冠，场均净胜对手三十分以上。决赛中，他们两次击败了由"手套"佩顿和"大妈"拉里·约翰逊领衔的美国队——库科奇在那场比赛里三分球12投11中，投到美国教练目瞪口呆。
那支队伍里站着三个年轻人：塞尔维亚人弗拉德·迪瓦茨、克罗地亚人德拉岑·彼得洛维奇、同样来自克罗地亚的托尼·库科奇。
他们来自不同的共和国，操着同一种语言，在同一个球场上配合得行云流水。那时候，没有人会刻意问对方是什么民族。迪瓦茨和彼得洛维奇几乎每天通电话，库科奇是队里的开心果，他们一起训练、一起赢球、一起在更衣室里互相扔毛巾。1988年汉城奥运会银牌，1989年欧锦赛冠军，1990年世锦赛冠军——南斯拉夫篮球的黄金时代，正是他们三个人并肩撑起来的。
那时的南斯拉夫也是这样的。一个拼合了二十多个民族、三种宗教、两种文字的国家，看起来欣欣向荣。铁托治理下的南斯拉夫，人均GDP一度逼近西欧水平，老百姓可以自由出国旅行，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是最开放的。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的年轻人听同样的西方摇滚乐，穿同样的牛仔裤，在街头的咖啡馆里谈论篮球和姑娘。
一切看起来都很好。但裂隙从来都在，只是被遮盖得太久，以至于人们开始以为它不存在。
未愈合的伤口
1918年，一战的废墟上诞生了"塞尔维亚-克罗地亚-斯洛文尼亚王国"。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带着致命的先天不足：塞尔维亚人把它视为"大塞尔维亚"的延伸，克罗地亚人想要的是联邦制，斯洛文尼亚人则只是想摆脱奥匈帝国的统治。三方对"这个国家是什么"的回答完全不同。
二战期间，轴心国扶持的克罗地亚独立国对塞尔维亚人实施了种族灭绝——乌斯塔沙政权的口号是"杀三分之一、驱逐三分之一、同化三分之一"。作为回应，塞尔维亚的切特尼克也对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进行了大规模报复。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民族，手里都攥着另一族血债的清单。
铁托在1945年之后用铁腕压住了这一切。他推行"兄弟情谊与团结"的意识形态，禁止公开讨论民族仇恨，用联邦制平衡各共和国的利益。在他的个人威望之下，南斯拉夫维持了三十多年的相对和平。
但压住从来不等于解决。铁托晚年有一句名言，他说有人在他死后会给南斯拉夫"念悼词"——他知道这个国家的问题从未被根除。1980年他去世时，南斯拉夫失去了唯一的黏合剂。接下来十年，经济危机来了，各共和国开始互相指责：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抱怨自己在补贴落后的南方，塞尔维亚则认为他们在背叛国家的统一。
政客们发现了煽动民族主义的力量。
米洛舍维奇在贝尔格莱德对塞尔维亚人演讲时，提及1389年科索沃战役的民族悲情。图季曼在萨格勒布宣扬克罗地亚民族自决。两边的电视、报纸、学校课本，开始用不同的语言讲述同一段历史。塞尔维亚人眼里的英雄，在克罗地亚人是屠夫。克罗地亚人记忆中的受害者，在塞尔维亚人看来是挑事者。
当历史叙述开始分裂，人的关系也就跟着裂开了。
更衣室里再无和平
1990年，南斯拉夫队在阿根廷夺得世锦赛冠军，那是他们最后一次以"南斯拉夫"的名义站在世界之巅。
但在那次比赛中，有人举起一面克罗地亚国旗冲进场内。迪瓦茨走过去，把旗子从那人手中夺下，扔掉了。
这个动作被克罗地亚媒体放大了一百倍。他们说他撕碎了国旗，吐了口水，故意侮辱克罗地亚。没有人在意迪瓦茨的解释——"我只想表明我们是南斯拉夫的球队，不是针对谁"——在漫天的民族主义情绪面前，真相早就不重要了。
彼得洛维奇是一个以克罗地亚为荣的人。在他看来，迪瓦茨的动作不可能没有政治含义。两人的裂痕从那一刻开始。队友们试图从中说和，但没用。
库科奇的处境更艰难。他收到了来自克罗地亚前线的朋友的最后通牒："结束你和迪瓦茨的友谊，否则你就有麻烦。"他的回答是："只要他帮他那边，我帮我这边，我们就不可能是朋友，因为这是战争。"
1991年克罗地亚宣布独立，战争正式爆发。那年夏天的欧洲杯是南斯拉夫队的最后一场比赛——他们夺冠了，但走下领奖台，这个国家就不再存在了。
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，被禁赛的南斯拉夫没有参赛资格。彼得洛维奇、库科奇和拉德加代表克罗地亚独立出战，在决赛中被梦一队击败。迪瓦茨坐在洛杉矶的电视机前，看完了整场比赛。
他后来说："整场比赛，整个夏天，我总是在想——如果我在会怎样？如果是南斯拉夫队会怎样？我们会有更多的办法。我、彼得洛维奇和那支球队的每个人，我们都相信奇迹。"
但奇迹没有发生。更残酷的事情还在后面。
1993年6月7日，彼得洛维奇在德国高速公路上死于车祸。28岁。他的女友在雨中开车，与一辆卡车迎面相撞。
消息传到洛杉矶时，迪瓦茨正在家里看电视新闻。他痛哭失声。多年来他一直以为战争结束之后，他们终会和解。他以为时间还很多。他以为那个在球场上永远不知疲倦的克罗地亚人，那个全场拿下40分后冲着乔丹大吼"把球给我，我来干掉他"的天才，那个跟他一起从少年队打到世界冠军的兄弟——他以为他会一直在。
萨格勒布有超过十万人参加了彼得洛维奇的葬礼。迪瓦茨没有被允许参加。他只能从电视上看着库科奇和拉德加扶着棺材泣不成声，看着彼得洛维奇白发苍苍的母亲在搀扶下几近昏厥。他什么都做不了，他连说一声"对不起"的机会都已经永远失去了。
多年后，迪瓦茨独自驾车去了克罗地亚。他在彼得洛维奇的雕像前停下，亲吻了墓碑，伫立了许久。他留下了一张照片——那是他们年轻时最喜欢的一张合影，照片里的两个少年，一个塞尔维亚人，一个克罗地亚人，肩并着肩，笑得没心没肺。
他不知道该怎么跟那个少年解释后来发生的一切。
和解与永远缺席的人
库科奇的故事有一个不同的结局。
2001年，NBA和国际篮联组织了第一届"篮球无疆界"欧洲训练营。组织者联系库科奇时提到了迪瓦茨也在。库科奇还没等对方说完就答应了。那个训练营，后来成了他们公开和解的场所。
很多年后，库科奇和拉德加都出席了迪瓦茨在NBA的告别赛。三个年近半百的男人站在一起，曾经隔在他们中间的战争已经过去了快三十年。他们说不上回到了少年时的亲密——有些东西碎了，修补之后总会留下痕迹——但至少他们又成了朋友。
只是彼得洛维奇不在了。他永远缺席了这场和解。
迪瓦茨的后半生，把大量时间投入了"篮球无疆界"活动。他成了这项使命最积极的推动者，在世界各地指导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人。他在做一件他当年没来得及做的事——在分裂发生之前，让不同背景的人有机会坐下来。
他在接受采访时反复说同一句话："我从来没有机会和德拉岑把事情说开。"这句话他说了三十年，每一次说，语气里都没有愤怒，只有一种被时代卡住喉咙的无奈。
彼得洛维奇去世后，有记者问迪瓦茨：你最后悔的是什么？
他说："我们之间最后一次通电话，吵了一架。挂电话的时候，我们谁都没有说再见。"
普通的再见，说出口只需要一秒钟。但有些人，你一秒钟没抓住，就是一辈子。
分裂的代价
南斯拉夫的解体最终导致了持续十年的战争，二十多万人死亡，数百万人流离失所。波黑战争中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，一次就死了八千多人。科索沃战争结束时，整个地区被炸成了一片废墟。到2006年黑山独立、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，南斯拉夫最终变成了七个国家。
七个国家之间至今还有未解决的边界纠纷。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至今还在各自的历史课本里描述着不同的"真相"。当年为统一而狂热的年轻人，后来成了为独立而射击的士兵。当年在同一个更衣室里换球衣的人，后来在战场上可能是瞄准彼此的敌人。
迪瓦茨和彼得洛维奇的故事，只是这个巨大悲剧的一个小小的缩影。但正是因为它小——小到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——它才格外让人痛心。
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天然的仇恨。没有宗教冲突（都是基督徒），没有历史冤仇（来自同一个国家的同龄人），没有利益纠纷。他们只是碰巧出生在了不同的共和国，然后被一场他们无力控制的战争分到了"敌我"两边。一切本该不同的，所有的伤痛都是人为制造的。
这大概是南斯拉夫悲剧最让人无法释怀的地方：那些把朋友变成敌人的力量，跟友谊本身没有任何关系。
澎湖海战：一部电影撕开的口子
2026年5月22日，一部名为《澎湖海战》的电影突然官宣定档7月25日，发布了首支预告片。导演郑保瑞，主演王学圻、杜江、易烊千玺、赵丽颖，全明星阵容，投资号称五亿。片方显然寄予厚望。
然而预告片一出，舆论直接翻车。
B站一条视频下方的投票中，超过80%的网友表示拒绝观看。弹幕刷屏"呼唤国姓爷郑成功"。知乎高赞评论直指要害："郑成功打败殖民者，保留华夏火种，这才是真民族英雄。施琅反复横跳，放今天就是职场叛徒。"更有人翻出老账：清朝对汉人搞"剃发易服"、扬州十日、嘉定三屠——现在却把清军攻台拍成"正义统一"，这不是在伤口上撒盐吗？
电影讲的是1683年清军水师提督施琅攻克澎湖、终结台湾明郑政权的战役。片方将其定位为"孤悬必归、分疆必合"的统一叙事。但舆论场上的讨论完全不受控制地滑向了四个方向：
第一，施琅是什么人？ 在电影里他是统一功臣，在抵制者口中他是"三姓家奴"。施琅的历史真实形象本来就是灰色的——他先投郑成功，因父仇与郑氏决裂后降清，再率军攻台。有人替他辩护说施琅是"反分裂英雄"，但更多人反问：一个反复易主的人，凭什么成为今天"统一"叙事的道德代言人？
第二，明郑政权算什么？ 电影将它定位为"割据政权"，但在很多观众眼中，郑成功是驱逐荷兰殖民者的民族英雄，郑氏政权延续的是明朝正统。一位网友的质问击中了要害："元朝灭南宋也算统一，那文天祥是不是也得打成'分裂分子'？"这个反问的逻辑极其锋利——如果只能用"统一"两个字来衡量一切历史人物，那历史上的所有抵抗者都站不住脚。
第三，清朝到底是"中国"还是"殖民者"？ 这个问题才是整场争议的真正内核。反对者认为，清朝不是中国本土政权，"清军攻台"说到底是"满洲人攻打汉人政权"，跟"统一"没有关系。支持者反驳：清朝就是中国王朝，清政府的统一行动当然具有正当性。两派吵到最激烈的时候，发现双方的前提假设截然不同——一方认为"中国=汉"，另一方认为"中国=历代王朝的连续"。
第四，今天的政治叙事有没有在利用这部电影？ 这一点是最微妙也最让人不舒服的。有分析指出，早在2006年电视剧《施琅大将军》播出时，就有明确的声音说，拍这个题材是为了"让现实观众正视台湾问题"、"振作决策层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志力和决心"。2026年的《澎湖海战》，在叙事逻辑上与当年的电视剧一脉相承：将康熙-施琅的组合包装成"祖国统一台湾"的历史范本。
但问题在于——当观众普遍不买账时，问题出在观众"不懂历史"，还是出在叙事本身没有说服力？
更值得追问的是：那些在网络上抵制这部电影的人，并不都是"台独分子"。其中大量是最普通的网民，他们热爱的历史人物是岳飞、文天祥、郑成功。他们抵制《澎湖海战》的理由不是"反对统一"，而是"我不接受用清朝的历史来讲述统一"。
这种心理，比任何政治分析都更能说明中国内部的真实撕裂——民族认同的根基不是"中华民国"和"中华人民共和国"之间的分歧，而是更深处的"谁是中国的正统"这个问题。当一部分人理解的"中国"是汉民族的延续，另一部分人理解的"中国"是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连续体，这两个"中国"之间的裂缝，远比海峡宽得多。
《澎湖海战》不过是一部电影。但它撕开的这道口子，暴露了很多人不愿意正视的事实：在"统一"这个看似一致的共识之下，中国人对"何为中国"的回答远未统一。
苏州、仇恨与回旋镖
2024年6月24日，苏州高新区塔园路公交站台，一名中国男子持刀袭击了一对等待校车的日本母子。校车乘务员胡友平上前阻止，被连捅数刀，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这件事本该有一个简单的道德结论：阻止暴行的女性是英雄，行凶者是罪犯。但互联网的反应让人不寒而栗。
胡友平去世后，大量网民称她为"平民英雄""正义的中国女性"。但在另一面，有人为行凶者叫好，称他为"民族英雄"；有人诋毁胡友平是"日本特务"，说她"帮助日本人，该死"；有人在评论区刷"最好全日本沉岛，早日种族灭绝"。微博、抖音、腾讯、网易先后发布公告，打击"煽动中日对立、挑动极端民族主义"的言论，处置了上千条违规内容。
然而，苏州当地民众自发去事发地献花悼念胡友平时，却遭到了警方的阻止甚至传唤。一个救了人的中国女性，死后既被一部分人辱骂为"汉奸"，又被另一部分人的悼念行动视为敏感——这本身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隐喻：当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到一定程度，你连"救人"都可能成为政治立场问题。
这两件事——《澎湖海战》的舆论撕裂和苏州事件中极端民族主义的抬头——在时间上相隔不到两年，但它们在逻辑上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。
《澎湖海战》暴露的是"大一统叙事"内部的裂缝：当官方用民族主义动员来凝聚共识时，它激活的民族情绪并不会乖乖地只在官方指定的方向上燃烧。民族主义一旦被释放，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——你无法控制它只针对外部敌人，而不转向内部。
苏州事件就是那个转向的结果。当"爱国"的标准变成仇恨外国人，当"英雄"的定义变成对外施暴，当一位见义勇为的女性因为在日本人面前挺身而出而被称为"汉奸"——你看到的不再是爱国主义，而是民族主义终于挣脱了所有缰绳之后的样子。
2024年6月，几大网络平台出手整治极端仇日言论。有分析说，这是因为苏州日企数量超过6800家，政府不能坐视投资环境被情绪破坏。也有分析说得更直接："删太多也不行，怕遭致反噬。"
"反噬"这个词用得很准。民族主义这把刀，你挥向别人的时候觉得很顺手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它的刃口是对着自己的？
如果今天可以用"汉奸"的标签攻击一个救了日本人的人，明天这个标签会落在谁头上？如果今天可以因为"满清非中国"而否定一部电影，明天会不会因为同一个逻辑而否定更多东西？
民族主义是一把回旋镖。你扔出去的时候有多用力，它飞回来的时候就有多狠。
"元清非中国论"的源头
互联网上经常能看到类似的讨论："崖山之后无中国，明亡之后无华夏。""元朝和清朝不是中国王朝，它们是殖民政权。""汉人才是中国的主体，其他民族是后来并入的。"
这些说法听起来像是历史爱好者的个人见解，甚至带着几分"考据感"。但它们的源头是一条清晰的、刻意的、延续近百年的学术工程。这条线的起点不是中国国内的网络论坛，而是20世纪初的日本东洋史学界。
明治维新后，日本知识界为了给对外扩张寻找理论支撑，开始重新书写中国历史——不是以中国为中心，而是以"日本使命"为坐标。内藤湖南提出的"中国文化中心移动说"认为，中华文明的重心会随着历史的推进而转移，而它最终的归宿在日本。1914年，内藤出版《支那论》，公开宣称中国"领土过大"，应当瓦解为若干小国。他的逻辑也很直白：一个庞大的中国不利于日本"提携"。
矢野仁一走得更远。1923年他在《近代支那论》中直接抛出"满蒙藏本来就不属于中国"的论调，否认元朝和清朝是中国的正统王朝。他的论证方法也很粗暴：先预设"中国=汉族"，然后说"元清是少数民族政权"，所以"它们不属于中国"——这是一个循环论证，但在当时，恰好满足了日本军国主义肢解中国、侵占满蒙的政治需求。
宫崎市定在1940年出版的《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》中，进一步把汉族与北方民族的互动描述为"文明主义"与"朴素主义"的对立。在他看来，汉族文明已经衰落，需要更具活力的"朴素民族"——也就是日本——来"革新"东亚秩序。这套理论直接服务于日本所谓"大东亚共荣圈"的宣传。
这些学者的学术训练不可谓不深，著述不可谓不丰。内藤湖南至今仍被一些学者尊为"日本汉学第一人"，宫崎市定在世界史研究领域也有一定贡献。但学术功底从来不能消解政治意图。他们的理论再精致，底色是为日本侵华提供思想炮弹——把侵略包装成"文明使命"，把占领美化成"历史必然"。
二战结束后，日本军国主义被击败了，但"元清非中国论"作为一种思想遗产并没有随之消亡。它在冷战格局下被西方汉学界接续了下来，改头换面，以"学术新范式"的姿态重新登场。
从东洋史学到"新清史"
1990年代以来，美国汉学界兴起了一个被称为"新清史"的学派。代表学者包括罗友枝、柯娇燕、欧立德等人。他们的核心观点是：清朝是一个"内亚帝国"而非"中国王朝"，它的成功恰恰在于保持了"满洲特性"而非被"汉化"。
这个观点本身并非毫无学术价值。强调满文档案、关注内亚视角、反思汉族中心主义——如果止步于此，它可以是一场有益的学术讨论。问题在于，当这些研究被简化、被传播、被某些力量利用之后，它们传递的信息变成了：清朝不等于中国，清帝国对边疆的统治是一种"殖民"，满洲、蒙古、新疆、西藏在历史上跟中国没有必然联系。
这不是过度解读。罗友枝1996年发表的《再观清代》直接挑战清朝的"中国性"，欧立德等人将清朝定位为"满洲帝国"而非中国王朝。而在西方主流媒体的叙事中——维基百科的词条、大学的历史课程、非虚构写作的普及读物——这些观点正在潜移默化地塑造公众认知。
让我们把脉络连起来看看：1900年代，矢野仁一说"元清非中国"，是为日本侵占满蒙提供法理。1990年代，新清史学者说"清朝是内亚帝国"，是对同一立场做了学术包装。两者之间隔着战争和冷战，隔着两代学者的更替，隔着一个从"殖民侵略"到"学术讨论"的话语转换。但骨子里的逻辑是一致的：把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从"中国"这个概念中剥离出去，然后把今天的中国领土打上"历史合法性不足"的问号。
我在前面提到的"崖山之后无中国"——这个被中国网民广泛引用的说法，源头是日本作家田中芳树1997年的历史小说《海啸》。田中芳树的观点直接继承自内藤湖南和矢野仁一的东洋史学。而在它的传播链条里，它与"新清史"的叙述合流了：同样的"非汉即非中国"的预设，同样的对王朝更替的断裂式理解，同样的将中国历史缩减为汉族历史。它们相互印证，形成了一个毒性极强的闭环。
我不认为所有从事"新清史"研究的学者都有分裂中国的政治意图。欧立德本人也曾表示新清史的讨论应该限于学术层面。但学术研究一旦产出，它的解释权就不再完全属于作者了。当一个边疆分裂分子引用某位哈佛教授的著作来论证"西藏从来不属于中国"时，那位教授是否"本意如此"已经不重要了。学术话语产生的公共政治后果，是所有学者都必须承担的责任。
更何况——这一点我必须说清楚——新清史在中国国内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巨大的争议乃至反弹，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学界"敏感"或"民族主义"。而是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历史研究上，确实留下了空白。我们对满文文献的掌握严重不足，我们长期以汉族中心主义来书写多民族国家的历史，我们对边疆地区的微观历史研究远远不够。当外国学者说"你们连自己的满文档案都看不懂"时，我们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学习，而不是只靠愤怒来反驳。
但这绝不等于承认"新清史"的结论是正确的。一个研究方法上的缺陷，不能推导出"清朝不是中国"这样的论断。历史的事实是：满族从明朝初期就已是中国的边疆民族，清朝的统治机构广泛吸收了汉人官僚，清朝的正统性同时被中原和边疆地区承认——这些基本的史实，不是任何"内亚转向"能够抹掉的。
民族主义是一把回旋镖
今天的中国，在民族问题上正处于一个微妙而紧张的节点上。
一方面，汉族民族主义的情绪在互联网上持续升温——从苏州日本母子遇刺案后的极端言论，到《澎湖海战》引发的"满汉之争"，从"华夷之辨"的复兴到"皇汉"叙事的扩张，一种以血统为底色、以排外为特征的民族主义正在民间土壤里野蛮生长。
另一方面，国外的各种叙事工具——从东洋史学的历史虚无主义到新清史的学术解构，从"崖山之后无中国"到"满蒙非中国"——正在精准地抓住国内的民族矛盾，以"学术资料"的形态输入进来，加剧国内的分裂倾向。
两股力量看起来立场相反，但它们的逻辑前提竟然是一致的：都默认"中国=汉人"，都把非汉族群视为"他者"。
一个极端汉民族主义者和一个鼓吹"满蒙非中国"的分裂主义者，在对"清朝是什么"这个问题上，给出的答案可能是完全一样的——只不过一个骂它"殖民"，一个骂它"侵略"。"中国历史上的疆域从来不是汉人王朝的疆域"——这是一句客观描述。但当它被极端民族主义者当作武器来攻击政府、被分裂主义者当作证据来否认少数民族地区的主权归属时，它就变成了一个炸毁国家认同的装置。
南斯拉夫的镜子在这里映出了最残酷的一幕。
南斯拉夫解体前夕，克罗地亚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塞尔维亚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互相仇恨，在街头打架、在电视上骂战、在政坛上利用对方的存在来巩固自己的权力。他们在所有的具体问题上都持相反意见——除了一个共识：对方民族是敌人。
这个"共识"，就是战争的门票。
当政客和媒体成功地将"我们"和"他们"之间的区分变成仇恨时，剩下的只需要一根火柴。
裂缝之前
回到更衣室里的那三个人。
迪瓦茨、彼得洛维奇、库科奇。他们一起拿到过世锦赛冠军、欧锦赛冠军、奥运会银牌。他们三个人合作无间的年代，是南斯拉夫篮球史上最辉煌的时期。如果他们一直在一起打下去，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挑战梦之队的，就会是南斯拉夫国家队，而不是克罗地亚独立队。没有人知道那场比赛的结果会如何——迪瓦茨说"我们都相信奇迹"——但这永远成了历史的一个黑洞：一个从未发生过的可能，一个被战争夺走的答案。
彼得洛维奇去世的那天，南斯拉夫才真正输掉了它跟时间的那场比赛。
二十多年后，迪瓦茨被问到一个问题：如果可以对当年的德拉岑说一句话，你会说什么？
他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："我会告诉他，那些让我们分开的东西，其实根本不重要。"
在今天这个同样被民族主义叙事反复撕裂的时刻，这句话听上去比任何历史分析都更有力量。不是因为迪瓦茨天真——他亲历过战争，知道那些"让我们分开的东西"有多大的力量。而是因为他用了一辈子去理解：有些关系一旦断了，就再也接不回来。有些再见没说出口，就成了永别。
南斯拉夫——这个曾经强大到让世界侧目的国家，这个培养了迪瓦茨、彼得洛维奇和库科奇的国家——已经不存在了。它在1991年到2008年之间，碎成了七块。没有人能在巴尔干的地图上找到它了。
但那三个人的故事还在被讲述。不是因为篮球打得多好。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裂缝之前的样子——
在那道裂缝出现之前，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可以是最好的朋友。在那道裂缝出现之前，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可以打遍世界无敌手。在那道裂缝出现之前，我们都在同一个更衣室里，肩并着肩。
今天，中国的裂缝在哪？是谁在沿着它们往下凿？而我们——那些还没有忘记同一个更衣室意味着什么的人——还能不能把事情说开，在一切都来不及之前？